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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讯】北京停车业黑幕路边车位大半落入行贿者之手

发布时间:2020-10-16 23:56:54 阅读: 来源:按摩床厂家

北京停车业黑幕:路边车位大半落入行贿者之手

公共资源私相授受,北京路边停车位大半落入行贿者之手  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。  北京停车业的两大巨头贾维、祁力,日前因一起贿赂案曝光于公众视野。  贾维,国有企业北京公联安达停车管理有限公司(下称公联安达)原董事长。公联安达经营着北京数十万个停车位,是北京停车业公认的龙头老大,约占有整个行业20%-30%的份额。  祁力,民营企业北京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(下称京联顺达)总经理。目前京联顺达掌控北京近3万个有合法备案的路边停车位,占有60%以上的路边停车市场。  案情表面上并不复杂:2006年8月至2010年5月间,贾维收受祁力200万元的贿赂,在原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(下称原公联顺达)股权改造过程中,同意将公联安达所持有的原公联顺达56%的股权,全部转让给祁力的私人公司。由此,原公联顺达这个国有控股的停车管理公司彻底民营化,变成祁力个人的资产。  但该贿赂案的要害,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国有资产非法转让问题。公联安达转让的56%股权背后,是北京城八区近5万个路边停车位(备案与未备案的数量总和)的经营权归属。在机动车保有量已近500万辆的北京,全市公共停车位仅74万余个,“停车难”已成为京城一大顽疾。其中,已备案的路边停车位仅5万余个。这5万多路边停车位,不仅是有车一族停车的首选,更关乎北京道路的畅通,以及首都市容市貌。  而贾维与祁力非法交易的,正是这5万多个路边停车位中的绝大部分,以及一些未经备案的路边停车位。因此,有业内人士将本案的标的物喻为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  路边停车位市场对于京城上千家普通民营停车公司来说,是梦寐以求又难以涉足。该市场一直被一些有背景的“特殊公司”垄断把持。此次贿赂案件的曝光,初步撕开了“特殊利益者”的神秘面纱。  截至今年10月20日,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已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贾维受贿案,不日将正式宣判;另据财新《新世纪》从北京检方获悉,祁力被“另案处理”。  随着一系列案件的司法进程,北京停车业背后的层层黑幕,终将昭然于世人面前。  “双雄”陨落  贾维被调查之后,祁力向检方作证称,为获取原公联顺达56%国有产权,他向贾维行贿200万元  北京停车产业中,无人不知公联安达与京联顺达(业内至今习惯称后者为公联顺达),业内称此二企业为“双达”。“双达”的实际掌控人,就是贾维与祁力,两人也被业内称为京城停车业“双雄”。如今,“双雄”落马,“双达”飘摇,成为业界热议话题。  贾维,现年49岁,北京石景山区人,照片显示其体型偏瘦,人很精神。  2010年11月被有关部门带走前,他是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公联公司)总经理,正局级。公联安达是公联公司全资设立的国有停车企业。从2003年起,贾维也负责管理公联安达。受贿行为开始的2006年8月前,他已身兼公联安达董事长之职。  贾维1984年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道路与桥梁专业,之后仕途颇畅。在北京市公路局设计研究院工作七年之后,1991年起即先后担任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指挥部设计部副部长、八达岭高速工程指挥部设计部部长。1997年,他进入东四环路指挥部任副总工,1998年起进入新成立的公联公司,很快位至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。  公联公司是北京市最大的国资路桥建设主体之一。1998年,北京市政府为方便四环路建设以及投融资,全资设立公联公司。此后,四环线之后,2001年起,公联公司被赋予北京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建设项目的业主职能。至今,已有数十条重要城市干道由该公司负责建设。自此该公司业务日渐增大,手下项目动辄百亿元规模。  贾维就在公联公司扩张之时主政。2001年9月起,贾维升任公联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,成为实际负责人之一。从此时起,他也实际负责公联公司下属的国有停车企业公联安达。  关于贾维的背景,业内人士有各种猜测,多人称其“大有来头”。但贾维为人和做事均不高调,平时对公联安达事宜并不上心。  与贾维的政商经历相比,祁力略有不如,但其从商经历也堪称传奇。  祁力小贾维5岁,现年44岁,北京西城区人。体型偏胖,有人喊他祁胖子。1988年至1992年,他曾在北京轻工学院攻读四年,之后从商。业界评价祁力为人亦较为低调,并不张扬。采访过祁力的一位记者对他的印象是“较为谦逊,很聪明”。  祁力最早从北京路边停车计费的咪表(咪表一词源于香港,即电子计时表——编者注)业务中,首次尝到了停车业的甜头。之后通过买卖华夏银行股票斩获过亿元资金。最终依靠贾维,成为北京路边停车位的垄断者(详见“‘马路权贵’祁力”).  一位接近祁力的人士称,至少从1998年起,祁力就与贾维过从甚密。 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,2006年8月至2010年5月间,贾维先后两次向祁力索要人民币200万元,用于购买房屋、汽车和个人及家庭消费等。公诉机关认为,贾维犯罪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、充分,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 不过,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获悉,贾维在两次庭审中并不主动认罪,称他没有索贿和受贿,200万元只是借款。但公诉方认为,祁力的证词足以证明贾维的索贿、受贿行为。  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,在贾维被调查之后,祁力向检方作证称,为获取原公联顺达56%国有产权,他向贾维行贿200万元。 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,最近一段时间,祁力一直住在医院,有关部门对他盯得较紧。  马路王国  祁力看中了路边停车位的机会,果断进入  祁力究竟有何种神通,能将属于全北京公共资源的全部近5万个占道停车位的经营权一步步据为己有?答案不是一笔股权交易及200万元贿款那么简单。  北京停车业的垄断,与上世纪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关。从上世纪末至今十多年间,中国机动车爆炸式增长,首都北京尤甚。北京停车业也正起步于上世纪末。而公联安达和原公联顺达,曾垄断过大半个京城停车业。  1999年左右,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仅为140万辆,停车并未成为难题。出于计划经济的惯性,除居民区,京城八区的公共停车企业大部分为国有企业,且基本上是交通部门自身举办的第三产业。其时,中国开始“清商”,即清理政府部门第三产业,京城停车业变革由此开始。  1999年8月,北京市交通部门将京城八区停车场移交市政管委(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)。按市政府指示,市政管委又将城八区停车场企业尽数交予刚成立的公联公司。公联公司随即成立公联安达分公司统管此业务,并将城八区停车企业按区整合成八家公司,取本区名称中首字,与“安达”组合命名,例如朝阳区的朝安达、海淀区的海安达等。  大约在2000年左右,随着机动车增加,停车难问题显现。北京市效仿国外城市,开始在全部主城区数百条街道,划出占道停车位。这些路边停车位以其便捷,很快便成为车主首选停车处。“先路边,再路外,然后地下”,是车主停车自然而然的选择次序。  路边停车位被划给公联公司,归公联安达分公司管理并收费。2001年9月,贾维升任公联公司总经理。很快,公联公司发起了对公联安达的改制。  直至2002年改制前,公联安达只是公联公司的一个部门,非独立法人单位。是年5月,公联安达被改制为独立法人单位,统管城八区几乎全部占道停车位,以及近半数路边公共停车位、地下停车位。  2002年11月下旬,公联公司再次对停车业务改革,以“马路牙子”为界,分割停车业务。由公联安达和祁力任董事长的北京京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(下称京恩技术)共同出资,设立原公联顺达。原公联顺达负责“马路牙子以下”即路边停车位业务,公联安达则负责“马路牙子以上”,即路外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业务。  作为商人,祁力自有精明之处。他看中了路边停车位的机会,果断涉入。2002年11月原公联顺达成立之时,贾维选择祁力作为“合伙人”。  公允地说,双方合作也有其合理性。当时北京只有两家公司涉入路边停车位业务,一是公联安达,负责停车管理和收费;另一家就是祁力设立的京恩技术,它为原公联顺达服务,经营路边停车收费的咪表业务。  但从最初的公司注册资金分配角度看,祁力似乎有些“吃亏”。由于另一位小股东成立三年后原价退出,1000万元注册资本中,祁力任董事长的京恩技术公司前后出资801万元,却只占股44%;贾维方面的公联安达,仅出资199万元,占51%的股份,居控股地位。  业内人士认为,祁力愿意“吃亏”,正是其精明之处。原公联顺达中最重要的资产,是拥有京城八区大多数的路边停车位经营权。其出小钱占大股,凭的是公共资源的事实注入。而祁力表面上看起来出了大部分注资款,实质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。  业内人士的说法,最终为原公联顺达工商资料中一份文字说明所证实。2008年10月14日,公联公司向北京市工商局西城区分局出具书面材料,专门就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比例问题作出说明。说明称,设立原公联顺达之时,虽公联安达出资仅占10.73%,但考虑到公联安达投入的“其他资源价值”,经各方股东协商,决定保持其控股地位。  业内人士告诉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,虽然原公联顺达在民营化之前由公联安达控股,但事实上的经营者已是祁力。从2002年至2008年完成民营化的六年间,祁力的京恩技术事实上是公司的“打工者”,而公联安达基本上是坐等分红。  特设交易  公开挂牌的股权交易,只产生了一家意向受让方——公联顺达  时间走到了2007年。北京停车业经过八九年的发展,在民营停车场的你争我夺中,公联安达在路外停车场、地下停车场业务所占份额已显著下降。但京城停车位中最宝贵的资源、“香饽饽”——占道停车位,则仍然为原公联顺达所垄断。  当年,公联安达决定出售手中56%的原公联顺达股权。贾维和祁力都从中看到了机会。一场交易由此而来。  事后来看,该股权交易是贾维利用手中权柄,为祁力特设的。  2007年9月28日,北京产权交易所挂出公告,公开挂牌转让原公联顺达56%的股权。挂牌持续至当年10月30日。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得到的双方产权交易合同显示,一个月挂牌公示期中,只产生了一家意向受让方——北京京恩顺达投资有限公司(下称京恩投资)。而该公司正是祁力为了获得股权而新设立的公司。  京恩投资的工商资料显示,它在获得股权的时段内是典型的“皮包公司”,注册资本仅有30万元。而就是这家注册资本金仅30万人民币的小公司,通过了层层官方关卡,最终“出资”1700多万元,买下了京城停车业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  京恩投资前身是一家装饰材料公司,祁力于2007年3月19日购得该公司的“壳”,4月28日更为现名。一直到2009年8月,京恩投资注册资本才由30万元增资为500万元。这已是那笔著名交易发生两年之后。  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联系了北京地区多家民营停车公司,这些公司均表示非常愿意经营北京路边停车位。当这些公司被问及为何没有参与四年前的那笔交易时,他们的回答一致:无法参与。  玄机就在公联安达制定的受让方条件中。北京产权交易所当初的公告显示,交易“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”一共五条,第一条为:“具有五年以上北京路侧停车管理经验者优先”。  多位民营停车公司负责人认为,2007年10月时,北京数百家停车企业中,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只有一家公司,就是原公联顺达自己。“原因很简单,那时全北京的路边停车位是由原公联顺达垄断经营的,别人想干也干不了。”该规定被视为贾维给祁力量身定做,因为祁力拥有的京恩技术就是原公联顺达的发起人之一,事实上此时京恩技术已实际经营原公联顺达五年整。  公告规定的第三条,更具体指向了祁力的公司:“具有世界范围内协助交警进行相关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经验者优先”。同业者指出,祁力曾为北京市交管部门从国外引入了路边停车计费咪表,所以当时也只有他满足此条件。  事实上,挂牌公告为帮助祁力夺标,还做了其他功课。比如,在“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”中,第一条就称“标的企业股东京恩技术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”。第二条、第三条则称,“停车资源受政府监管、考核”,而原公联顺达经营的47899个停车位中,尚有21034个未备案,并有部分停车位未办理年检手续。  一位熟悉此事的同业者对后两条的评价为:“这等于在警告竞买者,你必须具有良好的政府关系,否则搞不定,无法经营。”  2007年10月末,京恩投资以约1725万元的挂牌价,毫无悬念地夺得那笔交易。祁力控制的京恩技术,原就持有原公联顺达其余44%股份。2008年11月,此44%股份被也被划至京恩投资。此番交易后,祁力通过京恩投资,拥有了原公联顺达100%的股权,即原公联顺达由国有控股,彻底转变为民营企业。  但贾维对祁力的照顾仍未结束。工商资料显示,直到2008年9月2日,也就是祁力拿下那笔交易的一年后,双方才签署产权交易合同。合同显示,除500万元保证金,其余购股款1225万元,在合同签订五日内付清。  事实上,完整拿到原公联顺达股权后的两三年里,祁力也不愿与公联安达完全撇清关系。虽然交易合同要求祁力一方于2008年底前修改公司名称,不得有“公联”字样,但直至2011年6月即贾维被调查七个月之后,原公联顺达才正式更名京联顺达。  这场交易发生之后直至贾维案发前,不少业界人士仍然认为“双达”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“双达”均不对外强调已分家的事实。以致于京城的停车顾客,至今仍然以为路边车位均为国有企业经营。  工商资料里还有一个细节,直至2011年4月29日,在贾维案步步推进之时,原公联顺达才召开股东会,免去了贾维早就不该戴在头上的董事长头衔。  难解顽疾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,将原公联顺达交予祁力经营,显然希望民营之后,祁力能将京城路边停车经营出奥运城市的高水平来。但现在看,此举实际上给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抹了黑  原公联顺达的民营化,并未使北京路边停车位的经营真正市场化。其实质,是由国有垄断转变为民营垄断。  北京市当前路边停车场最大的问题是,对车主只有收费没有服务。车主交了钱,得不到收费员好的言语和态度,而且还要面临车辆被碰擦剐蹭的风险。甚至车辆丢失,也很难得到赔偿。  2011年4月13日,《北京日报》报道了一则路边停车位丢车事件,所涉公司正是原公联顺达。这起在西城区法院审理的案件,源于2009年9月9日,车主发现自己停在小区外侧停车位上的现代途胜越野车丢失。他每月缴给原公联顺达130元停车费,因此要求对方赔偿汽车。在法庭上,原公联顺达的代理人却认为公司不应赔车,因为“路边停车收费收的是占道费,不是管理费,因此没有管理的责任”。虽然该案最后以双方调解收场,但暴露的问题已足够典型。  一位同业者道出个中原因。在北京,路外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甚至相当大数量的居住小区停车场,经营者为经营风险考虑,多数花钱为自己停车场投了相关财产保险。如果发生了汽车损坏和丢失,自有保险公司负责赔付。而路边停车位通常由于比路外和地下停车场难管,又出于层层转包后利益最大化考虑,多数不会投此保险,这就是原公联顺达不愿赔付丢失汽车的最主要原因。  此外,随意划线收费,也是原公联顺达的顽疾。在北京,汽车明明停在路边车位线内,还有穿着停车公司制服的人收了停车费,但最终被交警贴了罚单。这样的怪事发生在许多人身上。而最终,交警部门给出的解释却是,那是个被停车公司私划的停车位,并未经市政部门同意,也未在交通部门备案。而细查这些私自划线收钱的公司,多属原公联顺达。  多位京城停车业企业负责人称,在北京,除原公联顺达,也有其他公司私划路边停车位收费。但数量最多,胆子最大的就是原公联顺达。一位停车企业老总由于经营某小区停车场,附带经营了小区外侧数十个路边停车位,结果与原公联顺达多次发生争端。该老总说:“祁力当时冲过来,指着我的鼻子说,北京路边停车位,我想要哪块政府都会给,你别想和我争!”  知情者告诉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,其实原公联顺达心里也不是太服,他们2007年拿下原公联顺达时,公联安达挂牌书中给的近5万个路边停车位中,有近一半事实上未备案。这些未备案停车位,原公联顺达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经营权。但各区政府部门并不这么认为,于是政企双方之间就有不断发生的“非法停车位”之争。  同业知情人士认为,原公联顺达有相当多的路侧停车位纠纷,是因原公联顺达长期转包这一粗放经营方式导致的。原公联顺达对路侧停车位最常见的管理方式,是按地段和车位划分为一个个路边停车场,然后以一定费用将这些停车场分别转包私人。而这些私人再雇佣管理员进行管理收费。这些管理员通常是京城失业者,或退休人员,也有相当大数量的外来打工者。他们通过原公联顺达为期一周左右的培训后,就可以穿着公司统一制服上岗收费。  同业者指出,这种方式好处是收费人员积极性特别高,坏处是收费员、承包者与公司利益不一致,难于管理和控制。这些承包者为了各自利益,难免扩大停车位,私设新停车场,甚至高收费,而管理员自己更情愿将收费中饱私囊。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发现,在百度搜索上,同业者指出的这些问题,均能在有关原公联顺达的新闻报道找到,原公联顺达也因这些问题屡被投诉、罚款。  网络上充斥着原公联顺达与车主之间的种种纠纷。有车主停车未缴费遭看管员扎轮胎的,有因停车费双方争吵的,还有因此大打出手闹到公安部门的。最为著名的当属“考生家长停车场猝死案”。2005年6月7日,考生家长因停车问题与原公联顺达收费人员争执,最终家长心脏病突发猝死。法院一审判决公联顺达承担赔偿责任,但二审法院认为原公联顺达不承担赔偿责任。为此案,原公联顺达最终补偿死者家属6.9万元。  同业者指出,北京市政府部门当年同意将原公联顺达交予祁力经营,是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,显然希望民营之后,祁力能将京城路边停车经营出奥运城市的高水平来。但现在看,此举实际上给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抹了黑。  利润流到哪了?  政府称只收到两三千万元,企业自身又号称不赚钱,路边停车位成了赔钱买卖?  2010年3月31日,北京市发改委、市交管局、市交通委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自4月1日起,北京市燕莎、王府井、北京站、北京西站等13个重点一类地区停车费大幅上调,路边停车位由每小时2元,调升为每小时10元甚至更多。  事隔一年,2011年4月1日,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新闻称,自当日起,北京整个三环路以内路侧及路面停车收费都成了一类标准,外加三环外的CBD、燕莎地区、中关村西区和翠微商业区四个重点区域;路侧停车首小时10元,第二小时起15元。  收费价格上升,但祁力的原公联顺达方面对新闻媒体一再称,停车价上调“反而导致收入下降”。  在具法律效力的工商资料中,垄断京城路边停车位市场的原公联顺达公司,年销售收入只有人民币7000万至1亿元,好年份利润才150余万元。上述数据不免让人惊诧。  这些纸面利润,与祁力当年总计花费2500余万元的血本不惜进入路边停车行业,形成明显反差。如果每年只有100多万元利润,祁力需要干至少20年才能收回成本。  一种解释是,原公联顺达营业收入中,有相当大份额是作为占道费,交予北京市政府财政。  2005年,祁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:“有些人以为我们收费是公司行为,其实我们收的钱是占道费,最后这些钱还要交给政府,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劳务费。”  但上述说法显然站不住脚。北京市财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,2009年,北京占道停车费收入仅为3372万元;2010年,部分区域停车费上涨,但由于路边停车位缩减,占道停车费收入降为2110万元。据北京市交通部门解释,北京的停车占道费实行市、区两级二八分成,收入纳入同级财政预算,用于道路设施维修养护、停车管理和交通管理。  政府只收到两三千万元,企业自身又号称不赚钱,路边停车位成了赔钱买卖?  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。一个未经证实的业内传闻是,曾有一家外资企业与祁力多次接洽,想接管祁力手中的“马路王国”。祁力开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的价格——7000万美元。该传闻虽难以证实,但数位停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,最近一两年,业内多家企业试图从祁力处分包部分路边停车位,均被祁力拒绝。  有业内人士为原公联顺达算过一笔账:即便按其合法备案的总停车位近3万个、每小时收费2元、白天80%的车位使用率、夜晚50%使用率简单推算,其年总销售收入最保守估计应在2亿元以上。而近两年,随着停车位价格上涨,其总收入至少在5亿元以上。这还不算该公司未经备案的大量私划线停车位的收入。  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北京某大型国有停车公司高层说,他原来所在的国企,工商资料也只报很少的营业收入,很少的净利润。作为知晓财务状况的人员,他知道公司某负责人还成立一家私营公司,钱都被转了出去。前几年这家国企改制,这位某负责人一下子拿出很多钱把公司买下,结果公司民营后业务红火异常。  “就这么回事吧,只是一个数字游戏。”他评价说。  该人士目前自己也承包经营了京城十几个居住小区的停车场,共有不到1万个停车位。“我经营的是大型停车企业看不上的小停车场,每小时收费五角钱的那种车位。你知道我一年净赚多少吗?八九十万元。祁力的原公联顺达几万个路边停车位,如果说只有100多万元的净利润,谁信?”  余波未了  本次“双达”当家人涉案,在北京停车业引发很大震动  针对“贾维-祁力”贿赂案,公联安达和京联顺达两公司一再婉拒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的采访。贾维案在公联安达和公联公司引发何种震动,目前尚无法得知。  但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注意到,2011年7月8日,贾维案公诉两个月前,公联公司在其官网发表公告,称原公联顺达已改制,其全部股权已被转让。因此原公联顺达的全部经营行为及产生的任何后果,均与公联公司及公联安达无关。  从种种迹象看,贾维案对祁力的京联顺达来说,已伤筋动骨。数月前,京联顺达就彻底关闭其官方网站,网络上不少关于原公联顺达的内容被删除。  工商资料显示,祁力在今年五六月间,悄然让出其在京恩投资公司的全部股份。5月28日,祁力将97.6%的京恩投资股份,转让给一位祁姓女士。该祁姓女士原为该公司小股东,仅投入12万元占股2.4%;同日,该2.4%股份转让给新股东罗女士。  目前,罗女士已成为京恩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。同样在5月,原公联顺达的法定代表人也进行了更换,祁力卸去经理一职,罗女士的名字被换上。  由于京恩投资全资持有京联顺达,祁力此举事实上意味着从法律上彻底退出京联顺达。  业内人士同时认为,上述股权变动,不排除祁力为规避司法部门而进行财产转移的可能性。  本次“双达”当家人涉案,在北京停车业引发很大震动。  业内人士称,此案在客观上,也是对京城停车业垄断势力的一次打压,行业至少会有局部洗牌。  业内人士呼吁,北京市政府应继续推进停车业市场化改革,打破路边停车位市场的垄断局面;所有停车位均应公开招标产生经营者,让任何有资质停车企业均可以公开参与竞争。同时,政府也需要回归规则制定者角色。  如此,则政府占道费用可保,京城车主服务可保,北京国际都市形象也得以擦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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